王展鹏：大变局下英国对华认知的变化-中国欧洲学会

　　自卡梅伦政府以来，英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从最初的积极对华政策到走向“黄金时代”；（2）脱欧后的窗口期，英国对华政策出现了迟疑和观望；（3）2019年约翰逊上台后，对华关系出现转向。从去年底到现在这几个月的情况看，这个趋势已基本形成，英国依附美国的程度加深，中英关系在低位徘徊。最近，王毅外长在与英国外交大臣拉布通话时讲到：两国关系在低谷出现了积极的迹象，英国也表态要继续推进务实合作。

　　总体上看，英国对华决策强硬派占上风，但英国一些前政要、企业界人士也认为，中国崛起为世界的领导者是大势所趋，欧盟和英国可以促成中美之间富有成效的对话，英国应该以自己的方式推进对华关系，在英国推进“全球英国”的过程中，“中国必须扮演重要角色”。

　　从目前的民调数据看，西方对华认知总体不佳，尤其是英国的负面认知度增长比较快。民众对一个国家的认知不是一个简单的民调数据的问题，实际上受到了政府、议会、智库、媒体和企业等各类意见领导者的引导。例如，民粹主义者在西方社会渉华舆论发展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从英国脱欧后的情况看，英国主流政党、精英阶层在一些重要决策中与民粹主义者相互利用、相互影响。政府、议会、智库、媒体、民众在渉华认知中的关系需要深入探讨。 以下就这些行为体的对华态度做一简单概括。

　　2021年以来，英国政府出台《竞争时代中的全球英国：安全、防务、发展和外交政策综合评估》，被称为冷战后最大规模的国家对外战略评估，也是落实“全球英国”愿景的路线图。它界定了英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变化，其中特别讲到，中国国力的增强和政策“激进化”，导致印太地区逐渐上升为全球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因素。该报告认为，中英之间价值观、经贸规则等方面存在分歧，而中国利用西方民主制度的薄弱环节进行的攻击对英国构成威胁。该报告另一个特点是超出了传统安全外交战略的范畴，包括国内发展、产业转型等问题，是一个统筹国内和国际战略的报告。

　　该报告对中国的认知和2015年相比有了明显变化。2015年是比较乐观的，在中英关系处于“黄金时代”的背景下，英方认为，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经贸合作的重要伙伴。而2021年对华定位与欧盟2018年的“合作伙伴、竞争者、对手”的三重身份基本一致，特别在英国面临的系统性竞争中，把中国界定为首要因素，但未把中国称作“最严重威胁”。总体上，报告反映出英国政府对华政策没有如强硬派所希望的走向对抗的程度，但竞争的调门有所提高，总体呈现出模糊和摇摆的特征：在必要的情况下建立竞争关系，在可能的情况下建立合作关系，必要时予以反制。

　　报告引人关注的另一个概念是“印太倾斜”。英国政府提出：到2030年成为印太地区涉及领域最广泛和整合程度最高的欧洲伙伴，深度参与印太地区事务，这也是一个显著的政策调整。从20世纪60年代英国撤出苏伊士以东以来在印太地区的布局有限，此次高调回归，也是在回应美国的要求。但英国印太地区的高调介入和实际能力间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反映出英国对华政策的投机性和矛盾性。报告一方面提出，将增进对中国的理解，提高交往能力；另一方面，也强调为维护其盟友的安全繁荣与价值观，要提高应对系统性挑战的能力。在所谓“合作、竞争、反制”的框架下，总体上竞争与对抗的意味上升了。

　　英国议会对华认知的变化也值得关注。传统上，英国外交政策是行政部门主导的，议会过去在对华决策中参与较少。例如，汉萨德（Hansard）议会辩论记录中，2015年前关于中英关系的内容很少。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主流政党受民粹思潮的推动，英国主要政党在议会中关注中国议题，炒作负面内容，对英国对华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概括起来有三个特点：（1）与以往对待中国问题个案处理的方式不同，英国议会明确要求政府制定对华大战略；（2）对华强硬派提出要“重置”对华政策，形成了以外事委员会和中国研究小组等部门或团体为核心的强硬派；（3）议题从反倾销、气候环境转移到更广泛的产能、产业链，涉港、涉疆等问题的对抗性都更加明显。

　　就英国企业而言，两面性更加突出：一方面英国企业希望继续参与中国市场的发展，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企业对华合作在工人就业、环境等方面面临一些反华政客和非政府组织的压力。近年来，这些问题进一步意识形态化，并与维护英国价值观联系在一起。

　　英国智库层面的对华认知也出现了变化，传统主流智库，如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等智库过去对华态度相对平衡，认为英国需要处理好对美、对华、对欧关系，但对美、对欧关系更为重要。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它们提出，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如果必须做出选择的话，英国将别无选择地站到美国一边；考虑到英国在安全利益、政治关联性、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对美国依赖加强的特殊关系，英国“无疑会选择美国”。而杰克逊协会等右翼反华智库则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南海和香港问题，乃至中国对英国国内制度的干涉等方面，全方位地渲染“中国威胁”论。

　　英国媒体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程度也明显上升。英国是西方涉华舆论的策源地，表面上强调报道的客观、公正，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一带一路”、5G等问题上的议程设置、选择性、倾向性报道痕迹显而易见，对英国对华认知形成干扰。2020-2021年，一些民调对华负面看法增长了一倍。外交政策集团所做的民调认为“中国对英国有威胁”的比例在2021年初增长到80%。皇家国际事务所研究所所做的调查中，对华持负面看法的也达到60%。短期看，英国对华政策转向的趋势已经形成；但长远来说，无论从历史还是逻辑来分析，与中国对抗不符合英国的利益，随着中英两国国际地位的演变和相互交往的发展，英国对华认知仍将向其务实、稳健的传统回归。

　　王展鹏，中国欧洲学会理事，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欧洲学会2021年年会”上的发言，经本人删改而成，不代表中国欧洲学会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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